1.攻邪论点的形成?
    张从正攻邪学说在中医学上是独标一帜的。他在继承《内经》、《难经》、《伤寒》有关攻邪论述意旨的基础上，吸取了刘河间的“火热论”内涵，形成了自己的主张。张氏认为病由邪生，攻邪才能却病。“夫病之一物，非人生素有也。或自外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指出邪留于体内而不去，是一切病症的所由来，必须速驱而始能却病。他认为病初宜补是一定不可的。“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其气未胜，而邪气己交驰横鹜而不可制矣。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张氏所生活之金元时代战争频繁，疾病流行，而当时治疗却滥用温补，病家亦喜补恶攻，造成不良的后果。张氏针对性地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这就是张从正攻邪观点的思想基础。?
    2.攻邪理论的依据?
    《素问•六微旨大论》：“非其位则邪”，“变则邪气居之。”张氏加以发挥：“夫天地人三者之气，常则安，变则病。”“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指出诸气失去常度即变为邪，天时气候、地理环境、人们日常生活、情操等发生的变化而成的致病因素，皆属邪气，而疾病的发生。总是由于邪气强加于人体而成，故治疗首当去其邪。他还认为血气流行失畅，可产生内在之邪或招致外来之邪，邪若内踞，便加剧了血气的滞流，而造成淤积，产生各种病变，治疗上总祛邪为急务，藉祛邪的手段达到恢复人体血气流通的目的。所谓“陈腐去而胃肠洁，癥瘕尽而营卫昌。”他根据《内经》“脉道以通，血气乃行……经脉者，所以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等论述，提出汗、吐、下三法攻邪。?
    3.攻邪三法的发展
    张从正宗《内经》天、地、人三邪发病，分属上、中、下三部之说，认为“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走注疼痛，麻痹不起，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三大法还法中有法，各有许多兼类。凡引涎、搐嚏、追泪上行者皆划属吐法；凡艾灸、薰蒸、洗涤、温熨、针刺、导引、按摩、解表者皆划属汗法；凡催生、通乳、消导、逐水、泄气下行者皆划属下法。他指出：“以余之三法，所以赅众法也；然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足见张氏汗吐下三法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他曾说：“予所论之法，识练日久，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也。”据考查，《儒门事亲•十形三疗》中载医案139个，其中下法和吐法兼用的占40%；用汗法和吐法占34%；汗吐下三法并进的占5%。对发汗、催吐、泻下三法的运用，确实是得心应手，既有理论依据，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4.攻邪三法的运用
    如上所述，张氏首先认识的是病由邪致，不论病是从外而入或由内而生，总属邪气强加于人体。已病必先攻邪，邪去而正气自复，故他认为攻邪只汗吐下三法，而无第四法。并说：“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时；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虚，或治其实，有时而幸中，有时而不中；谬工之治病，实实虚虚，其误人之迹常著。”“夫粗工之与谬工，非不误人，惟庸工误人很深……。岂复计病者之死生乎？今余著此汗吐下三法之诠，所以赅治病之法，庶几来者，有所凭藉耳。”现将张氏临床如何运用三法分述如下。
    （1）汗法  张从正在《凡在表者皆可汗式》中说：“风寒湿暑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发汗。”他应用发汗的方法多种，不但辛温可发汗，寒凉亦发汗，还有薰渍、导引、针刺等。发汗的方法既多，应用范围亦较广，不仅应用于外感急病，用于久病亦复不少。伤寒冒邪者汗之，大头瘟头面肿胀，并热为寒包，喘急难眠，诸风湿症，一汗可安；痈毒初起，汗之则痉已。久病者，如风寒久伏肌髓，微热恶风，累月病疟，诸寒湿肿胀，皆可汗之；年远厉风，大汗驱之；餮泄不止，日夜无度，完谷不化，若脉见浮大而长、身表微热者，都使用汗法，甚至与吐法、下法先后连用，或者吐法和汗法兼用。如破伤风、惊风、狂、癫病、痹症等，都随证于吐下之后使用汗法，甚至汗吐下并用，都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2）吐法  《内经》说：“其高者，因而越之。”王冰说：“上盛不已，吐而夺之。”指出临证时对于病变在上者，需因势利导，运用涌吐法不仅使病邪有害物质从口吐出，且可宣通气机，疏解郁结，免致病邪深入，从而缓和病势，以至达到愈病目的。《伤寒论》中以栀子厚朴汤吐懊憹，瓜蒂散吐伤寒六七日因下后腹满无汗而喘者；《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实中满，痰厥失音，牙关紧闭，如丧神守；《万全方》以郁金散吐头痛眩昏，头风恶心，沐浴风；《普济方》以吐风散、追风散吐口噤不开，不省人事，以皂角散吐涎潮；《总录》方中以常山吐疟；《孙尚方》以三圣散吐发狂，对张氏都有很大启发。
    张从正既服膺《内经》上脘之病可涌去的理论，又接受了前人的经验，并作了临床验证。他说：“余之用此法，非偶然也。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多获征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过则能止，少则能加，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以至不疑。”他的经验，凡是可以吐的病者，吐到昏眩，也不惊疑，身体强的，可以一次强吐而愈；身体较弱的，可分3次轻吐，吐后第2天，无论是见轻快或转甚，只要吐之未尽，可等待数日再吐。吐后觉渴的，可用冰水、瓜、梨、柿之属以解渴，不必服药。吐后禁食过饱和进食难以消化的食物，禁止房事和七情六欲。凡用吐剂，他的方法是先予小服，未效渐加，并可用钗股、鹅羽探吐，不吐再服药，再探吐，中病则止，不必尽剂，过则伤人。如吐不止，因于藜芦的，可用葱白汤解之；因药后吐不止，可用甘草贯众汤解之；因于瓜蒂的，用麝香前汤解之。其他一切草木药吐不止的，都可用麝香汤解。他还注意禁忌症：如性情暴躁，易怒好淫，信心不足，病势临危，血气衰弱，频吐不止，老弱亡阳，诸般血症。张从正使用吐法取效之捷，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起来的。倘辨证明确，不但“吐”有实效，有的病症还可与下兼用，或吐汗并用。?
    （3）下法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土郁夺之。”王太仆注曰：“夺谓下令无壅碍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因其重而减之”，即减去重积， 具有下泻之义。又说：“ 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指出其病在下者，应该用疏泄的办法，以竭其邪气，中焦胀满之病，应泻其内里之蓄积，这些都是说明取下之一法。张从正进而指出：“《内经》一书，惟以气血流通为贯，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又止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腐去而胃肠洁，症瘕尽而营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
    张氏此说证之实际，确有道理。如我曾治一青年，肝经湿郁，化火内动，扰乱心神，而发梦泄，医者多从补肾固涩以治，致肌肉消瘦，症情日益加重。予以龙胆泻肝汤加大黄，连服数剂而病瘥。泻肝火以救肾水之亏损，清湿热以祛中州壅滞，清泻之法变为滋水健睥之用，即以攻为补之义，体现攻下法的辨证观点。用于大实之证，如“大积大聚，大病大秘，大涸大坚”，下药真是补药也！张从正甚赞大承气汤的功用，“有泄有补，卓然有奇功”。“此药治中满痞气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气快，膈通食进”。?
    张从正的攻下法，还不限于脾胃消积导滞，他说：“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发，而为病者，下之后，热气不尽，当再下之；若杂病腹中满痛不止者，此为里壅内实，可下之；伤寒发热大汗之后，发热脉沉实，寒热往来，时时涎嗽者，可下；目黄九疸食劳，皆属脾土，可下之；落马坠井，打仆损伤，汤沃火烧，车辗犬伤，肿发身痛，日夜号泣不止者，可下；杖疮发作，肿痛 及上下，语言错乱，时时呕吐，数日不食者，可下。”至于他用攻下之法，有寒下、温下、峻下、缓下等等，辨其不同邪实，或热壅，或寒结，或水聚，或痰滞，或温积，或血瘀等病机不同，而采用不同方药。张氏又十分注意下法的禁例，如非邪实的症情，就不能任意妄攻。如《内经》所说：“洞泄寒中者，伤寒脉浮者，表里俱虚者，心下虚痛者，厥而唇青，手足冷，小儿如泻转生慢惊，及两目直视，鱼口出气者，暨十二经败症等”，俱不用下法。总之，张氏运用下法得体，启迪后学，只要认真辨证，分析寒热虚实，取其当下则下，无不应效。?
    5.攻邪理论的影响与评价?
    张子和的攻邪法，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极其丰富和宝贵的内容，对后学者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三法　经历代医家反复实践。不断验证，各有阐发，翟玉华说：“吐下汗三法，张子和用之，取效甚捷，但施用壮健人则可，若虚者不可轻用也……其升之、举之、提之，皆吐之意也；其降之、抑之、行之，皆下之意也；其渍之、散之、疏之，皆汗之意也。至于当补者，又非专至于增补收摄，凡调之、养之、温之，皆补也。去其所害，而气血自生，借攻之为补，亦是三法，学者不可不知。”孙台石说：“张子和治病，不离吐下汗三法，本疗暴病，而久病亦用以奏捷。”这些医家都证实了三法的功效。其后，朱丹溪的“倒仓法”，吴又可的“开门祛邪法”，喻嘉言的“逆流挽舟法”，王清任的“逐血瘀”等都是“三法”的发展，实践证明均具良效。?
    总之，张子和的攻邪学说和“三法”的应用，丰富了中医治则内容，对后世医家有很大影响，还值得今后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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