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对肿瘤的认识与发展

　　早期的认识

　　早在距今约3500多年的殷周时代，古人对肿瘤就有所发现，殷墟甲骨文上已记有“瘤”的病名。该字由“疒”及“留”组成，说明了当时对该病已有“留聚不去”的认识。这是现今发现的中医记载肿瘤的文献。

　　2000多年前的《周礼》一书中已记载与治疗肿瘤一类疾病有关的专科医生为“疡医”。“疡医掌肿疡……之齐。”肿疡包含肿瘤，说明公元前11世纪对肿瘤已有了认识。至今，日本、朝鲜仍将肿瘤称之为“肿疡”。在当时就主张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其中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外治则用“祝药，……杀之齐”。“祝”意为用药外敷，“杀”是用药腐蚀恶肉。“祝”、“杀”都为现代治疗肿瘤的常用方法。

　　在当时的医家除了对肿瘤的成因与预后有一定的认识外，所描述的某些疾病的症状与现代肿瘤学所描述的症状也是相一致的。对常见肿瘤已有了初步的诊断概念。如“三阳结谓之膈”。“膈塞闭绝，上下不通”。与食管、贲门的肿瘤造成的梗阻相一致。“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其病难治”。与胃癌相一致。“在肠累之时，贲响腹胀……飧泄，……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这种便秘、腹泻交替出现，腹部肿块与大肠癌及其腹部转移时出现的症状相同。

　　东汉的张仲景对肿瘤与非肿瘤的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区别进一步发展了《难经》的论述，他认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中指出：“妇人之病……令阴掣痛……或引腰脊……膝胫疼烦……久则羸瘦…”。上述有关妇人下腹疼痛的描述，与现今临床上由恶性肿瘤在盆腔内产生了广泛转移和浸润而引起的腰部和下肢酸痛的临床症状相似，特别是“久则羸瘦”，很符合由恶性肿瘤晚期所引起的恶病质的情况。

　　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中藏经》中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发展了《内经》中有关肿瘤病因的说法，认为肿瘤的起因还因脏腑的“蓄毒”所生。由此可见，古代医家对肿瘤发病机制的认识不仅认为它是一种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而且还认为它是以内因为主的发病机制，发展了《内经》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也与今天的肿瘤发病原因相一致。

　　在治疗上，葛洪用海藻“疗颈下结囊……成瘿者。”到目前为止，海藻仍然是治疗甲状腺肿瘤的常用药。而当时盛行的炼丹术，发明的“红升丹”、“白降丹”之类的药物，对肿瘤的治疗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华佗治疗噎膈反胃方中有丹砂等，这些丹剂药对体表、粘膜的肿瘤的外治方法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中医肿瘤学在秦汉时期已初露端倪，为以后的中医肿瘤学说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四部医典》中也有用灸刺，粉药治疗“瘿瘤”，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受当时所处的环境影响，诊断手段的限制，医家对体表的肿瘤，或体表症状出现较早的肿瘤描述较多，记载的治疗方法也较多，并且比较成熟，医家们对内脏肿瘤的发生与发病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记录下来，虽然按现在的诊断标准，这些肿瘤已在临床上出现明显的症状、体征，大多数已不是早期的肿瘤病，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治疗，并且总结了许多方剂，至今在临床上仍然有许多方剂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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