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对肿瘤的认识与发展

　　早期的认识

　　早在距今约3500多年的殷周时代，古人对肿瘤就有所发现，殷墟甲骨文上已记有“瘤”的病名。该字由“疒”及“留”组成，说明了当时对该病已有“留聚不去”的认识。这是现今发现的中医记载肿瘤较早的文献。

　　2000多年前的《周礼》一书中已记载与治疗肿瘤一类疾病有关的专科医生为“疡医”。“疡医掌肿疡……之齐。”肿疡包含肿瘤，说明公元前11世纪对肿瘤已有了认识。至今，日本、朝鲜仍将肿瘤称之为“肿疡”。在当时就主张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其中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外治则用“祝药，……杀之齐”。“祝”意为用药外敷，“杀”是用药腐蚀恶肉。“祝”、“杀”都为现代治疗肿瘤的常用方法。

　　《山海经》并非一部专门论述药物的专著，但它确实收集了许多植物、动物及矿物药，约有药物120余种。从这些药物的治病范围看，有治恶疮、瘿瘤、痈疽、噎食等从现代观点来看与肿瘤有关的疾病。这些医药成果与现代医药成果相比较不足挂齿，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它是中国医药学发展的先河，中国医药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对世界医药学也有一定的贡献。

　　中医学的奠基著作《黄帝内经》中所述“昔瘤”，“肠覃”，“石瘕”，“癜瘕”，“癖结”、“膈中”、“下膈”等病症的描述与现代医学中的某些肿瘤的症状相类似，如“噎膈不通，食饮不下”类似现代医学中的食管、贲门肿瘤所造成的梗阻症状。“石瘕生于胞中，……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这石瘕的症状与子宫内的肿瘤相类似。“肠覃者……如怀子之状……按之则坚。”与腹腔内的某些肿瘤相似。这些论述为中医肿瘤病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肿瘤成因的论述与现代医学对肿瘤病因的认识也有相似之处，如：外邪侵袭，《灵枢·九针》云：“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者也”。饮食失调，《素问·异法方宜论》云：“美其食……其病皆痈疡”。此处的痈疡，包括了现代医学中的有体表溃疡的肿瘤。情志失常，《灵枢·百病始生》云：“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也。”

　　《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后世历代医家所提倡的“四诊八纲”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医对肿瘤病进行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源泉。在治疗上《内经》提倡的“谨守病机”，“治病求本”对于变化多端的肿瘤病的治疗有启示和指导作用。

　　《难经》曰：“积者，阴也……，五脏所生”。同一时期的《吕氏春秋·尽数》则认为肿瘤的成因与水土不适有关，“轻水所，多秃与瘿人。”秃指脱发，瘿人指甲状腺肿大包括甲状腺的肿瘤，又云：“大酸，大热，大怒，大忧，大湿……则生害矣。”已认识到居住环境、饮食、情绪与肿瘤发生的关系。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已证实肿瘤的发病有地域性，某些肿瘤的发生与饮食的习惯有一定的联系。

　　《难经》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理论，对某些肿瘤的临床表现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还对良、恶性肿瘤的鉴别与预后提出了：“积者，阴也，故沉而伏，五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积部，肿块上下有所始终，左右有所穷处，死不治。聚者，阳气也，阳伏而动，六腑所生，其始发无根本，其痛无常处，可移动，虽困可治。”

　　在当时的医家除了对肿瘤的成因与预后有一定的认识外，所描述的某些疾病的症状与现代肿瘤学所描述的症状也是相一致的。对常见肿瘤已有了初步的诊断概念。如“三阳结谓之膈”。“膈塞闭绝，上下不通”。与食管、贲门的肿瘤造成的梗阻相一致。“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其病难治”。与胃癌相一致。“在肠累之时，贲响腹胀……飧泄，……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这种便秘、腹泻交替出现，腹部肿块与大肠癌及其腹部转移时出现的症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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